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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嘉兴运河(十二): 张经、胡宗宪,运河之畔王江泾大捷的两位抗倭名将
来源:颜伟光  作者:  发表时间:2019-02-25 09:48:01

作者:颜伟光

  嘉报全媒体讯(记者 颜伟光)大运河静静流淌数千年,如母亲般滋养着两岸百姓。关于她的传奇故事,数不清,道不尽。2019年2月22日上午,我和同事来到运河之畔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的王江泾镇,重访大捷山、倭墩浜遗址,并参观了位于王江泾长虹公园里面新建的王江泾大捷史料成列室。

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大捷山、倭墩浜这两个遗址时,眼前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只有倭墩浜立了一块碑,感觉没有什么趣味。今天,我重新来到这里,心中装着历史,并通过参观王江泾大捷史料成列室。眼中已然变成了400多年前张经、胡宗宪等名将抗击倭寇的古战场。历史留下的东西,还是应当回到历史中去,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才能感受到历史遗留下的厚重之美。我仿佛觉得,大捷山、倭墩浜遗址和王江泾大捷史料陈列室在这千年运河之畔,正在默默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明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五月初,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务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和浙江巡按御史的胡宗宪,率领军民就是在这里大败倭寇,斩倭首一千九百八十余级,焚溺倭寇无数,史称“王江泾大捷”。而大捷山、倭墩浜就是埋葬倭寇的地方。此次战斗,是明王朝在长达二百年的抗倭战争中取得的一场罕见的胜利,被明朝嘉靖皇帝誉为“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

  一、嘉兴倭寇为患

离开大捷山、倭墩浜遗址,我循着历史的章节,来到了王江泾大捷史料陈列室。这是为了留住历史记忆,王江泾镇在运河之畔、长虹公园内修建的陈列室,它是一层的仿古砖木结构建筑,古朴简洁,透着一份历史的厚重感,静静地伫立在长虹桥旁,讲述着嘉兴王江泾和中国沿海军民抵抗倭寇的故事,让人们重新回到4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

十四纪以来,日本已进入南北朝分裂的时期,日本西南的封建诸侯组织了一部分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掠夺和骚扰,他们抢劫中国的商船,掠杀中国沿海的居民,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其实,倭患从元末明初就已开始,最早在北方山东沿海。到了大明朝,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永乐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19年,明朝将领刘江在辽东望海埚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后来,随着明朝海防逐渐废弛,倭寇又有活跃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其骚扰范围仍限于个别地区,势力未至大盛。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日本分裂为许多诸侯国,都来中国要求通商,要求不遂,就武装抢掠,倭寇活动进入了空前猖獗的时期。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嘉靖二年,也就是公元1523年的“争贡之役“。这一年,日本两个诸侯国的大内氏、细川氏为了取得通贡、通商许可,都派遣出了自己的使者,到宁波商量通贡、通商的事宜。由于细川氏使团后来到达,但其中细川氏使团的华人宋素卿提前买通了市舶司太监,取得了先行贸易的资格。大内氏使者怒而与细川使团发起仇杀,追逐直至绍兴,又折回宁波大肆抢掠,夺船而走,沿途杀死明朝军官及居民多人。

这个事件,明代朝廷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通贡、通商政策,反而认为“倭患起于市舶”,罢市舶司,厉行海禁,以绝日本贡使。由于原来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各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来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朝贡、通商完全中止,使得倭患更为严重。

另外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很多人靠商业为生,中国沿海地主、富民往往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厉行海禁,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同样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沿海不法商人、渔民铤而走险,勾结倭寇形成海盗式的团伙,公开武装走私贩运,对抗官兵攻城略地,烧杀抢掠。

些人亦商亦盗,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日本支持下袭用倭人的服饰旗号从事劫掠,大大加剧了倭患的声势。据史料记载,嘉靖时期的倭寇重要首领,大多以华人为主,如徽州人许栋、王直、徐海,福建人李光头,广东人张琏等。嘉靖倭寇虽然叫倭,然而中国人占了三分之二,这是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

南沿海倭患严重,浙江受害最深,嘉兴境内为患尤烈。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以后,倭寇以邻境金山、奉贤、川沙带为巢穴,侵扰嘉兴,并以之为通道,进袭湖州、苏州、杭州以至南京。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53—1556年期间,倭寇侵犯嘉兴约百余次,三陷嘉善,两占崇德,一占乍浦,七进硖石,久围桐乡,两掠嘉兴,数扰平湖、海盐。在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中,嘉善遭侵掠17次。倭寇到处横行,烧杀抢掠,灭绝人性,甚至用开水烫死婴儿,听其啼哭以为笑乐,剖孕妇腹看胎儿是男是女,无比残暴。其蹂躏之处,庐舍为墟。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倭寇攻陷崇德后,大掠湖州、杭州地区各名镇,强攻杭州,数十里流血成渠。

  二、张经、胡宗宪主阵抗倭

面对不断猖獗的倭寇骚扰和侵犯,朝廷为之震动。明王朝一面紧急征调山东官兵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兵等军队火速开赴被骚扰和侵略之地,一面许以重金和官爵,捉拿或擒斩王直、徐海等倭寇首领。

嘉靖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54年5月,朝廷给事中王国祯、贺泾和御史温景葵等以“倭寇猖獗,逼近留都”为由,各自上疏,“乞调兵给饷,及推选总督大臣,重其事权”。疏上,兵部集议,遂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为浙江等处总督。

张经是明朝抗倭将领、民族英雄。1492年出生,1555年10月29日去世,福建候官县人,也就是今天的福建福州洪塘乡人。正德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17年中进士,授嘉兴知县。嘉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37年,进授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以镇压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有功,进兵部左侍郎。不久与毛伯温定计抚定安南国,进右都御史。之后平息思恩九土司及琼州黎民起义,再进为兵部尚书。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后改任兵部。1554年五月,明廷以东南倭寇猖獗,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各项事宜。

在明王朝紧锣密鼓调兵遣将的同时,倭寇也加强了对明王朝的进攻。在倭寇的强攻猛击下,明朝东南沿海地区屡屡败绩,自三月底与倭寇交战以来,参将俞大猷一败于普陀山,参将卢镗及把总丁经等再败于孟家堰。明军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倭寇气焰更加嚣张。

这个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治军有方、勇于任事的胡宗宪。胡宗宪1512年11月4日出生,1565年11月25日去世。他的祖籍是安徽绩溪,是明朝抗倭名将。胡宗宪二十六岁时中进士,嘉靖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40年,被授官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累迁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为官二十九年,忠心为国,抗倭有力,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此时,恰逢浙江巡按御史一职告缺,已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屠大山鼎力推荐胡宗宪往任,明世宗也深知胡宗宪之功,遂钦点胡宗宪前往浙江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按照明制规定:“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为巡察。”由于胡宗宪曾担任过浙江余姚知县,故浙江巡察等职应在其回避范围之内。

但在明世宗的坚持下,胡宗宪还是被委任为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专司御倭战争的监军纪功之职。嘉靖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54年4月,胡宗宪荣膺重命,风尘仆仆赶往浙江就任浙江等处巡按监察御史一职。临行前,胡宗宪倍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仰天长呼,立下铿锵誓言:“某此行,不擒王直、徐海,靖东隅,誓不回京。”这一慷慨激昂的誓言。

出任浙江巡按御史伊始,胡宗宪针对辖区内明朝官兵纪律松弛、软弱涣散的积弊,以严明赏罚为手段,大力进行整顿。通过胡宗宪的努力,明朝官兵的军容、军纪有了改观,士气也逐渐有所恢复。

同时,胡宗宪即深入被倭寇劫掠最烈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倭寇的行踪,“询民疾苦及致寇之由,力为振刷”。为详细侦察和掌握倭寇的实际状况,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4月,胡宗宪向朝廷上奏,建议朝廷移檄日本国王,“问以岛夷之状”。由于这一建议和请求合情合理,对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地制定御倭方略很有帮助,故一经提出,即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三、王江泾大捷

在王江泾大捷史料陈列馆,我只见五开间正中间木罩壁上方悬挂着“正气堂”匾额,左右挂着“平倭泾静暮鸦啼,战功第一丰碑立”的对联,中间则绘制了秋茂桥王江泾大捷战役场景。四周墙面上则按照时间顺序,加以史料文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王江泾大捷和中国沿海军民抵抗倭寇的整个历史过程,也让我记住了张经、胡宗宪等一个个抗击倭寇、彰显爱国主义壮烈情怀的民族英雄。

张经在调任浙江等处总督后,就将征调土兵、狼兵之事付诸实施。所谓土兵、狼兵,主要是指聚居在广西东兰、南丹、田州和湖广永顺、保靖等祖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之兵。这些土兵剽悍强劲,作战勇猛,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广西狼兵,于今海内为尤悍……东兰、那地之狼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在张经的紧急征调下,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年三、四月间,来自田州的瓦氏土兵和东兰、那地、南丹(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等地的土兵、狼兵先后抵达浙江。

按照张经的事先安排,明军准备在王江泾与倭寇展开决战,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瓦氏土兵隶俞大猷指挥;以东兰、那地、南丹之狼兵隶游击邹继芳统辖;以归顺、思恩及东莞之兵隶参将汤克宽统辖。三军分别屯聚于金山卫、闵港和乍浦三地,形成掎角之势。俞大猷、邹继芳和汤克宽所率的明朝卫所之军皆已部署妥当,只等待永顺、保靖等地的土兵、狼兵开赴王江泾,将倭寇四面合围,以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四月底,倭寇首领徐海、麻叶,得知总督张经等将嘉兴、杭州之兵调往松江作战,嘉兴及杭州城防空虚的秘密情报后,亲率数千倭寇水陆并进,扬言进攻嘉兴和杭州诸城。此时张经正在松江府华亭县,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松江区华亭镇,巡按御史胡宗宪则在浙东台州、温州等地检查和布置御倭情况,只有巡抚李天宠在杭州留守。

这样,不仅杭州城防御空虚,而且嘉兴府城也是无兵可守,军民非常惧怕。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接到报告后,日夜兼程,赶往嘉兴。这时,嘉善倭寇也向嘉兴赶来,要与徐海等倭寇会合,向嘉兴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在欲进无兵、欲退无守的情况下,镇定自如并急中生智地想出了一条对敌妙计。以毒酒智退倭寇的策略。他精选机警智勇者百余人组成敢死队,传令手下人员密取酒百余瓮,米五十包,投毒于其中,然后塞扎封装如故,装载两船,让敢死队沈坤、王彪等运着毒米、毒酒向倭寇的营地驶去,等倭寇发现他们时,假装吓得弃船逃走。倭寇人困马乏,获得美酒,根本就没怀疑酒中投毒,一个个开怀畅饮,结果几百人中毒而亡。胡宗宪还下令村庄、街市那些卖酒人家将毒药投入酒瓮,承诺日后以等价补偿,大米也用药水浸洗。倭寇来袭,见到民众留下的粮食美酒,争相取用,又毒死了不少倭寇。

胡宗宪就是这样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在被倭寇层层包围、身边又无兵可恃的情况下,使出了这一奇计,并收到了显著效果,以毒酒、毒米暂时击退了倭寇,为援兵的到来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很快,保靖宣慰使彭荩臣率保靖土兵数千人赶至。结果在石塘大败倭寇,取得了土兵入浙抗倭以来的首次胜利。石塘败逃之倭仓皇向吴江县之平望逃窜。时永顺土兵在宣慰使彭翼南的统帅下,同俞大猷密切配合,邀击平望之倭,再获大捷。平望失利后的残余倭寇逃窜至嘉兴城北之王江泾,而此时的王江泾已经聚集了各路倭寇数千人。

早已严阵以待的明军,在张经、胡宗宪指挥、配合下,于五月初,对盘踞于王江泾的倭寇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并乘机向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倭寇“既连疲于奔,又馁且病,矧无统纪”,在明军和永顺、保靖土兵的水陆夹击下大败,“戈甲弃地,四溃而逃。多伏地受刃,或跽而乞哀者”。

胡宗宪紧密配合张经的军事部署,麾兵追及于秋母亭。六日,倭寇首领光和尚被擒斩,麻叶不敢恋战,驰马逃回松江。这一仗,明军共斩倭寇首级一千九百八十余级,焚溺倭寇无数。这就是明朝抗倭战争史上著名的“王江泾大捷”。

战后,胡宗宪、胡宗宪他们改王江泾为“平倭泾“,大捷山、倭墩浜成为浙江嘉兴王江泾大捷遗迹。 王江泾大捷是明代抗倭战争的转折点,是“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这一胜利的取得,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粉碎了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仗,可以说是张经、胡宗宪一起缔造了这场奇迹。

  四、张经成为小人、奸臣和昏君的刀下鬼

张经、胡宗宪这些抗倭名将,取得对倭寇的王江泾大捷胜利,取得了歼灭倭寇一千多人,焚溺倭寇无数的胜利。本来是能够得到朝廷的赏赐的,张经也是这样想的。可惜张经忘了那么一句话,叫"宁愿得罪君子,也不要得罪奸臣和小人。"张经恰恰就是得罪了一个奸臣和一个小人,才最终走向了断头台的。

而他得罪的这个小人名叫赵文华,只是一个三品的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因为奉命去浙江主持所谓的"祭祀海神"的仪式,少不得会与当地的张经打交道。可张经却对这个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一是赵文华是严嵩的干儿子,而张经却十分痛恨严嵩,第二个原因因为张经是闽浙总督,同时还挂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衔,是正儿八经的正二品高官,比赵文华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没必要理会他。

按理,奉命"祭海"的赵文华完事了就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可这位赵文华偏偏要去参加抗倭斗争,也想过过战场上的瘾,可人家张经压根就不搭理他。没办法,赵文华只得向他干爹求援了。而严嵩却告诉他:"张经这人老谋深算,又是封疆大吏,在他的地盘上你最好老实点,不要给我惹是生非。"可赵文华兄硬是不信邪,非要把张经弄下去不可,于是就赖在浙江不走了,目的是要找到张经的破绽。

本来在赵文华去浙江的那段时间,浙江地段盘踞着一万多倭寇,加上汉奸和伪军,总的有两三万人。而张经却不紧张,而是从容不迫的在背地里从各地调兵遣将,成功的把这股倭寇给悄悄的包围了。按说包围就包围了,赶紧进攻就是了,这也是赵文华想参战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此战必胜。可张经却迟迟不动,他在等一支部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当时广西有名的狼兵和土兵。

张经在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曾经领导过平定广西土兵叛乱的战争,领教过这支狼兵、土兵的厉害,在对付倭寇的时候,他认为狼兵、土兵才是致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军战斗力是强悍,可与亡命之徒的倭寇相比,缺少了悍不畏死的精神气,所以张经虽然围住了倭寇,却迟迟不进攻。而狼兵、土兵不一样,他们不但战斗力强悍,而且军事素养高,打起仗来不要命,假如让其参加对倭寇的围剿,肯定事半功倍。

可短视的赵文华看不到这些的,他只会认为是张经怕他抢功,所以才不让他参战,故而向嘉靖上奏说张经贻误军机,消极避战。在严嵩的旁敲侧击下,嘉靖信以为真。故而,当张经取得王江泾大捷的时候,等来的不是赏赐,而是牢笼。

当赵文华上书的时候,张经其实是知道的,可他却不怕,他认为只要这次战役胜利了,那赵文华就做了无用功。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可张经此刻的对手已经不是小人赵文华了,而是赵文华背后的奸臣严嵩。看到赵文华的奏章时,严嵩只说了一句话:"没想到浙江的倭寇那么猖獗,张经坐拥大军却坐视不管,实在是失职呀!"说完还叹了一声气。

而嘉靖却愤怒了,马上下令锦衣卫缉拿张经。锦衣卫刚走,张经的报捷文书就到了。按理,这个报捷文书可以让嘉靖收回缉拿张经的命令了。可又在严嵩的旁敲侧击下,嘉靖误以为是张经知道了赵文华告他状,所以才下令进攻的。于是,取得王江泾大捷的张经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进了大牢,接着张经又被斩首。就这样,一代抗倭功臣张经就这样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和奸臣昏君的刀下鬼。后来,张经孙子懋爵伏阙申冤才得以平反,人们在张经的墓石上刻有“冤同武穆”的诗句,将他和抗金英雄岳飞相提并论。

  五、胡宗宪成为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胡宗宪所处的时代,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历史转折期,当时的明朝皇帝是一个荒淫、怠政、自私、偏执,残暴的君主。又遇上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在这种又要讨好皇帝又不得罪严嵩,又能为老百姓做实事,就只能忍辱负重,讨好严嵩和义子赵文华。因此在与赵文华共事的过程中,胡宗宪谨慎小心,一切为了有利于抗倭事业,尽量处理好与赵文华的关系。

后来,胡宗宪担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此时,胡宗宪可以调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所掌握的权力要比一般总督大得多。

胡宗宪为了大展抗倭寇宏图。他一方面招揽、重用各种杰出的人才,如重用在他手下有一批著名的抗倭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任环、汤克宽、张四维及尹凤等。明廷对军队控制颇严,凡将领遇事必先奏准朝廷而后实行,往往丧失战机。鉴此,胡宗宪建议给诸将必要的权力,“欲责其决胜,必须假以重权,临阵之际,俱得以军法从事”。如有紧急军务,允许将领“一面先行处置,一面具本奏闻”。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机智灵活,不失时机地打击倭寇。另一方面,有骁勇善战的将领,还得有训练有素的士兵,胡宗宪支持部下练兵,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后来发展为抗倭主力军。

在胡宗宪的抗倭斗争中,胡宗宪擒汪直、杀徐海,两浙倭患暂告平息。王直、徐海长期以来在海上“南面称孤”,坐遣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为倭寇巨魁。胡宗宪不顾一些朝臣反对,决计剿、抚并施,铲除王、徐。他一面令戚继光、俞大猷痛击倭寇,一面派人到日本五岛招抚王直。此时,日方因连年进犯中国,伤亡颇大,或“全岛无一归者”,怨声载道。王直集团内部亦矛盾重重,他表示如明廷能免其罪并开放海禁,就可归附。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徐海、叶麻与陈东率倭数万大举入犯,胡宗宪施离间计,倭寇自相擒杀。明军抓住时机,大败徐海、陈东部。徐海投河自尽,叶麻、陈东和辛五郎并斩于嘉兴。后来,势力日蹙的王直从五岛西渡至定海,欲同徐海联合,但徐部已被剿灭,王直进退维谷。胡宗宪即命戚继光“督健将埋伏数匝,水陆要害,星罗棋列,鱼鸟莫度”。同时,答应为王直请封都官号,允许通商互市。王直迫于官军“兵威甚盛”及利禄诱使,投降官府。至此,王直、徐海部倭寇基本消灭,“两浙倭渐平”。

至嘉靖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渐次平息浙江的倭患,并开始剿灭福建的倭寇。

嘉靖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5月,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逮。严嵩一派纷纷落马。而人们认为胡宗宪之所以能屡屡升迁,除了他本身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有人举荐。举荐他的人就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自受到赵文华照拂开始,胡宗宪就打上了严派的标签。

因此,如今严嵩失宠,赵文华也死了,胡宗宪因此受牵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了杀鸡敬猴,新任内阁首辅徐阶授命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胡宗宪由此被罢免一切职务,并押解进京。

徐阶一党不可谓不狠毒,陆凤仪所列的任何一条拿出来,一个死罪,胡宗宪是逃不掉的。幸而,胡宗宪在抗倭中建功颇丰,世宗感念他的功劳,只说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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